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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之死:死前吃上“鲁迅饭”,死时无人送终,死厨房铺板床上

1949年的一天,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,这封信名义上,是给周恩来,实际却是写给毛泽东看的。

信里,周作人极力为自己做汉奸一事进行辩解,同时又提及了自己掩护李大钊子女的事。他还提及,当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时,他曾对她说:“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,只认识一个毛润之,请你给他带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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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

周作人还在信的末尾,特别“贴心”地表示:“因为知道他(毛泽东)事情太忙,不便去惊动,所以请先生代表了。”(实际是请周恩来一定要给毛泽东看)

这封信,除了自证,重点还在于“攀交情”,目的,当然是为了能被“谅解”了。

毛泽东对他的自我辩解并无太多感觉,他的“文化汉奸”身份早已是公认的事实。他当年为了好日子,在日本侵入北京时选择留下,并替日本人做事皆是事实。这些事实,不可能因为他几句辩解,就被抹掉。毛泽东看了信后说:

“文化汉奸嘛,又没有杀人放火。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,养起来,让他做翻译工作,以后出版。”

毛泽东这话,等于为周作人之后的命运“保驾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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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年代,政治环境宽松,周作人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,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各大报刊,有时候他几乎每天都有文章见报。

这一期间,周作人的文章骂国民党的不少,当然更多的是他一贯喜欢写的清淡隽永、谈天说地的文章。

境遇好起来后,周作人开始寻思着让政府给自己更多了。1952年2月,他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,信里满是为自己当汉奸之事辩解的字句。

给毛泽东写信的同时,周作人也给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周扬去了信,信里,他还将自己给毛泽东的信也抄录进去了。

周作人的这几封信寄出后,他的境况再次得到了改善:人民出版社请他译书,买下他的稿子,每个月给他预支稿费200元。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,有了这笔钱后,本就大手大脚的妻子羽太信子花钱越发没有节制了。

花钱没有节制的结果,当然是钱再多,“也觉不够花”了。1958年,想要更大改善的周作人给法院写信,要求恢复自己的选举权,答案显而易见:未获批准。

作为一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过恶劣影响的文化汉奸,周作人能免受惩罚,已经算得到最大恩惠了。尤其,他每月还能得到数额不小的薪资。

但因为周作人始终不觉得自己做过“汉奸”,所以,他自然也不会觉得如今自己得到的待遇是恩惠。

同样,在与哥哥鲁迅的恩怨纠葛中,他也始终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,而只一味认为:自己没有任何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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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与周作人最后一次同框(1922年,当时爱罗先珂住在他们位于八道湾的家中,此照亦摄于八道湾)

周作人明明做了汉奸,且伤害了哥哥鲁迅,为何却不自知,反而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呢?这个问题的答案,与他本身的性格和际遇有关。

周作人在周家三兄弟中排行老二,通常,老二都是最没存在感的一个,他们在性格上也往往过于懦弱,他们往往没有自己的主见、谁强听谁。

周作人在家时,当然是听鲁迅或者母亲的,因为他们二者强。可娶了日本妻羽太信子后,面对数倍强势于鲁迅和母亲的她,他当然选择听羽太信子的。

也是因为什么都听羽太信子的,他才与鲁迅有了嫌隙,甚至后来还伙同妻子把哥哥、母亲逼出了八道湾的住所。

后来日本占领北平时,周作人也是在羽太信子的影响下变节,开始为日本人做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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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太信子年轻时

日本侵占北京后,周作人没有走,留下来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,公开当了汉奸。

做汉奸期间,他还跟汪精卫一起出访日本,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后,周作人又担任了评议会主席,成了文化汉奸的“领军人物”。

周作人1941年5月还为日本编的《日本的孔子圣朝》写序,里头有这么一句:

“中国为孔子故乡,其道当可重光。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,庙貌俨然,则其影响亦颇深远。窃希望以此因缘,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,维持人道与和平,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。”

他还为日军的“扫荡”鼓吹,说什么“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”。

周作人沦为汉奸,除了因为性格本身懦弱外,还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,他是个从小到大没有真正做过事的人,这样的人,不用说,非常自私且没有责任感。但周作人从小不做事这件事,也是鲁迅惯的,身为周家长子,他一直奉行“长兄如父”,所以从来不把弟弟周作人当弟弟,而是当“半个儿子”。

周作人在家里时,鲁迅替他打点好一切,后来,鲁迅又将他接到日本留学,期间,他对周作人依旧大包大揽。

成家后,鲁迅也是一直带着弟弟跑,他在北京八道湾斥巨资买了房子,并把周作人一家安顿好,不用说,期间的花销,大部分都由鲁迅负担,周作人完全不用想事。

如此大包大揽下,周作人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懦弱且无责任心的人了。这样的人,永远不会替他人着想,而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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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与周作人

如此周作人,做了汉奸,只会觉得自己是被逼的,害了哥哥,也只会觉得是哥哥逼自己的。总之,错都在别人,自己不仅不可能有错,还被各种欠着:国家欠他的,哥哥也欠他的。

1960年,周作人再次向政府提要求,这一次,他直接给康生写信。不久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他每月预支的稿费加到了400元,这个数字已经是当时文人的最高待遇,这下,周作人终于消停了一阵。

周作人发现鲁迅研究不断升温后,开始利用自己对鲁迅早年生活熟悉的优势,写作关于鲁迅的文章,这些文后来结集为《鲁迅的故家》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二书。

明明在吃“鲁迅饭”,可晚年,他却总在言语间透露出“鲁迅欠他”、“自己为鲁迅做了很多”的感觉。一次,有人和他聊起鲁迅,他叹了口气说:

“提供了这么些资料,也算对得起他了。”

言辞间,还透露着“写关于鲁迅的书,自己并不情愿”的意味。

人总容易在不经意间“心想事成”,就在他说完这话后不久,他想写鲁迅的文,竟也真的写不成了。为何,因为六十年代,他的“汉奸”身份,让他不被允许在大陆发表作品,他只能从事翻译工作了。

好在翻译本身也是周作人乐于从事的工作,可翻译的收入,比写文章、出书可要低多了。习惯了过优渥生活的周作人很快感觉到“日子艰难”了,他当时不仅养着自己的一家三代,还养着弟弟周建人的前妻(羽太信子妹妹)和孩子。

因为手头拮据,他不断向有关部门、友人请求援助。他的援助对象不仅包括大陆,还包括海外的友人等。这时候的他,显然已经不顾及任何了。

这一阶段,周作人书信、日记里的唯一内容便是:催稿费、借钱、哭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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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周作人

每次,翻译的稿费一到手,他就先还钱,接着又借钱补墙。

他和羽太信子晚年多病,长期要看病、吃营养品,享受不到公费医疗的情况下,周作人难免因为医药花销大而心生怨言。而他和羽太信子的感情,也因经济问题的日益严峻,而变得裂缝日大。

晚年的羽太信子和周作人长期争吵,这种争吵一直持续到羽太信子于1961年辞世才停止。

羽太信子死后,周作人丝毫没有怀念她的意思,只觉得是一种解脱。此后,他将所有时间精力都放入了翻译、写作上。

羽太信子去世的第二年,他完成了40多万字的《知堂回想录》。回忆录里,他将自己晚年的经历称之为“受辱”,他还反复强调自己“寿则多辱”。实际上,他当时的生活虽不再如他被哥哥鲁迅养着、做汉奸时那般滋润,却也还算过得去,更谈不上“受辱”。

从来“心想事必成”,一心“想着”受辱的周作人,竟真的受辱了。他在写完回忆录后4年,因曾做过汉奸,而被红卫兵拉到院中大榆树底下用皮鞭、棍子抽打,家也被查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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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周作人

家被查封后,周作人无处可住,儿媳妇求情,才让他得以在厨房角落里拼了个铺板床让他躺卧。

这次受辱后,周作人痛不欲生,他几次央求家人给他弄点安眠药来,想自杀。可叹,年已82岁的他,竟一不留神在此后又熬过了近一年。

1967年5月6日,周作人在喝下保姆端来的一碗玉米面糊糊后,就趴在铺板上睡了。几个小时后,儿媳发现他已经去世了。

因周作人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,没人知道他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,自然,他也没有任何遗言留下。

周作人曾在死前一年,即1965年4月26日留下了遗嘱,遗嘱内容是:

“余今年已整八十岁,死无遗恨,姑留一言,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。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,亦随便埋却。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。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,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,识者当自知之。”

可惜,周作人翻译的《希腊对话》终被时间淘汰了,他所译的版本,终因语句太过难懂,而落到了“无人问津”的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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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结局,若周作人泉下有知,不知该作何感想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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